选好地块后,昆明这边的事情就全权交给胡嘉言来办,处理几百万大洋的业务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难事。
龙云等人对飞机的确感兴趣,购买飞机的事情也让胡嘉言从中连线即可。
临走时,李谕安排了一大批的无线电设备给他,“如果有北边的人来要,只管给,而且告诉他们,我们会持续提供。”
胡嘉言淡淡一笑:“我明白。”
——
回到上海后,李谕动手给瑞典皇家科学院以及诺奖基金会写了一封信,除了客套话,只有这么两句最关键:
“本人愿意拆借一部分资金予以贵基金会,用以放今年的物理学奖金。另外,我个人推荐物理奖的获得者为现质子的何育杰先生。”
他们必然会答应。
因为3o年代量子力学虽然已经基本建成框架,瑞典皇家科学院却还是不太认可。毕竟这么高深的革命性理论,除了少数那一小撮顶尖物理学家了解,身处外围的其他物理学家都很难判断正确与否。
泡利在193o年时批评过:“瑞典没人懂量子力学!”
但奖项毕竟是人家,根据诺奖委员会的调性,此时依旧更加重视有应用意义或者拓展意义的实验物理学,这种现实主义取向的审美很难青睐纯理论形式的突破。
否则早在193o年,海森堡、玻恩、薛定谔等人就应该拿到诺奖了。
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负责人奥森相当不喜欢也不太懂量子力学,193o年选择了拉曼效应作为当年奖励对象。
时间来到1931年,历史上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没有颁。
原因嘛,一方面是奥森依旧坚持不给量子力学领域,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危机下,资金确实出现了紧张,于是奥森决定不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李谕的信刚好给他解决了这两大难题:
如今中子和反电子相继现,立即奖不太合适,最少等上几年,更多实验室完成验证才行,在此之前颁给质子的现者就很完美;而且李谕愿意给钱正好,信中的措辞是“拆借”,以后要还的,反正基金会将来缓过劲来就不缺钱,有人愿意临时解困他们乐意看到。
所以,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后,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会便决定了1931年奖项颁给何育杰。
按道理也应该加上李谕,但李谕不缺荣誉,让何育杰自己获奖,更有造神的效果。
得到消息后,李谕、吴有训、王淦昌一起陪同何育杰前往瑞典。
几人在九月份就出了,途中要在美国再进行一轮巡讲,顺便接上美国的赵忠尧。——这个豪华的中国队很有威慑力。
船只停靠横滨港时,日本物理学界在长冈半太郎的带领下盛邀一行人上岸演讲。
但众人相当反感,因为现在中日关系太紧张了,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已经迫在眉睫。
李谕心中则冷冷一笑:行吧,该死的小日本,来就来。
他能讲的东西很多,物理学、天文学、数学、工程学,大体都讲了讲,但在提到工程学中的飞机相关内容时,李谕有意无意掺杂进去了自己的小心思:
“我认为,如果设计空中交战能力强的飞机,应该毫无保留地侧重机动能力,度就是空中的王道。考虑当下的经济危机,还可大大节省资金,从博弈论的角度看,是一个最优选择。”
李谕在谈话中经常聊到这件事,潜移默化给日本人加深这个思想烙印。
日本人听后也纷纷大表赞同,因为完美契合了他们的需求。
说起来,二战前期,日本空军尤其是海军航空兵挺强的;但到了后期,日本的航空力量就大大不行了,原因有两个:
其一,论资排辈的选拔制度;
其二,飞机设计理念的问题。
先说论资排辈,这是日本的老传统,哪怕一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,还是没变。
日本的飞行员主要有三个来源:海军兵学校的学员;现役士兵中选拔;以及从民间比如高中选拔。
很显然,只有第一个,即海军兵学校的学员才是所谓的正统航空兵,在日本空军里是“正太阳旗”级出身。
但绝大多数飞行员来自后两种,尤其末期的“神风”队员,基本都是些民间招募的普通学生。
二战太平洋战场上,日本涌现过一批非常厉害王牌飞行员,有几个甚至完成了过5o次击落敌机的辉煌战绩,相当惊人。
但他们基本最高只能做到飞槽长,连最低的军衔少尉都升不上去。
这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,在日本海航和6航两支飞行队伍里,很多有着上千小时飞行经验的老鸟,只是伍长或者飞槽,最多飞槽长。
而他们在执行任务时,却要听命于刚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没有经验、但军衔偏偏是少尉的指挥官。
这里面的矛盾可太大了!
到了1943、1944年,大批飞行老鸟战死后,日本才如梦初醒,但他们就算想改,也积重难返,而且大势已去,什么都来不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