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件事对海森堡本人来说是非常尴尬的,因为他知道,没有玻恩和约尔丹,矩阵力学根本不可能创建。
而玻恩作为哥廷根团队的领头人,更是将此视为对自己的羞辱。
海森堡收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信后,立刻给玻恩写了一封信。
但玻恩此后多年还是对诺奖委员会的做法耿耿于怀,1950年代他曾经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信:
“当时海森堡对矩阵是什么根本没有任何概念,直到我告诉了他。正是他获得我们共同工作的所有荣誉,比如诺贝尔奖。……我没有在1932年和海森堡一起获得诺贝尔奖,当时深深地伤害了我,尽管海森堡写来了一封很友好的信。”
当玻恩终于在1954年以72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奖时,海森堡才感到一些宽慰。
但这可以看作诺奖委员会的补发,虽然给出的理由是“概率解释”,但人家玻恩最大的贡献就是矩阵力学。
而且概率在20年代的量子领域,已经被哥本哈根所接受,后来也是哥本哈根把这个理念真正发扬光大。
可以类比于诺奖委员会给爱因斯坦发奖,理由也不是相对论,——就是随便找个借口呗,因为人家的贡献早就值得诺奖。
所以此时李谕提出来概率解释,没什么大不了的,甚至没法当作诺奖级发现……
当然了,概率解释本身很重要,此后融合了概率解释、不确定性原理、波粒二象性、不相容原理、互补原理等深刻到近乎哲学的物理思想的哥本哈根解释,给量子力学带来了一次最深刻的革命。
();() 此后的几天,大家把讨论的方向随之转向了李谕提出的这个怪之又怪的概率解释。
李谕顺便还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文。
众人没有达成共识,大家决定回去准备准备,下一次会议再行商议。
但总体看,玻尔、海森堡对此表示了极大热情,并准备进行细节上的补充。
唯独爱因斯坦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“量子力学现在固然是堂皇的,然而我的内心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,它还不是那回事。虽然这个理论描述了很多东西,但它并没有真正地带领我们更加接近那位‘老头子’的秘密,我无论如何都深信那位‘老头子’不是在掷骰子。”
爱因斯坦口中的老头子,就是上帝。
这句话便是着名的“上帝不掷骰子”的最初来源。
——
结束这次哥本哈根的小聚会后,李谕准备去柏林看看普朗克,与爱因斯坦、薛定谔同行。
爱因斯坦自然是回去继续上班;薛定谔则去柏林大学开个讲座,顺便参加“面试”。
今年普朗克就要退休了,他的柏林大学理论物理教授一职需要找个继任者。柏林大学对此非常重视,因为这个职位几乎是欧洲大陆理论物理学的最高职位,他们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。
爱因斯坦肯定不在委员会考虑之列,他已经是柏林大学一个特殊的物理教授,而且是没有教学任务的教授。
李谕肯定也不行,他在欧洲待不了这么久,更何况还不是德国人。
海森堡有被委员会考虑过,可他太年轻,只有24岁。
所以最终进入名单的只有两人:薛定谔与玻恩。
委员会更加偏向于薛定谔。因为玻恩在哥廷根的职位也不算低,不见得会放弃;其次,今年堪称薛定谔“奇迹年”,波动力学横空出世,惊世骇俗,柏林大学非常看好他。
爱因斯坦笑道:“应该要提前恭喜了,将来我们就是同事,可以在学术上有更多探讨。”
后来的世纪大辩论中,爱因斯坦是和薛定谔一个阵营的。
薛定谔说:“就像你当初离开苏黎世一样,我还有些犹豫,毕竟苏黎世这个小城的生活太惬意,对我的肺部也很友好。而柏林不仅有紧张的政治氛围,工业化的污染空气更让人呼吸困难。”
李谕说:“你说的都是事实,但这个职位太吸引人了,不是吗?”
“的确很难拒绝,”薛定谔有些纠结地说,“苏黎世大学在得知柏林大学对我的邀约后,竭力挽留,愿意给出一个苏黎世大学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联合教授席位,薪水翻一倍。”
“教学任务哪?”李谕问。
“很遗憾,教学任务也要增加一倍。”薛定谔苦涩道。
他每周的教学任务已经是11小时,增加一倍就要超过20小时了,根本没有时间再搞研究。
“那还有什么好考虑的?”爱因斯坦说,“来柏林吧!”
薛定谔说:“在此之前,我要先去一趟美国,进行一系列讲座。”
爱因斯坦鼓掌说:“好差事!他们给多少钱?”
“威斯康星大学自己就出了2500美元,”薛定谔说,“此外,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还想让我直接留在美国,担任他们的理论物理教授,薪水非常不错。”
爱因斯坦立马摇头:“柏林大学能给予你同样的待遇,学术氛围还比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乃至整个美国好得多。”
“我当然不会答应,”薛定谔果断说,“我很难想象,美国竟然是一个禁酒的没开化的国度!”
“是的,如果不能喝酒,和原始社会有什么区别。”爱因斯坦赞同说。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,根本没把美国学术圈放在眼里……
但目前美国的藤校们,对于大佬们的批评只能听着,然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